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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然是结构和体制双转型的发展中国家

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周天勇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体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国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来源。笔者以学者研究的方式，拟就此以撰写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一。

据麦迪森所著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人口和GDP在西汉002年、唐775年、北宋1100年、明1600年和清1820年，人口和GDP分别占全球的30%、35%、40%、35%、37%和40%、50%、80%、40%、33%。在公元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和经济大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体制僵化、科技落后、列强侵入和军阀混战，中国衰落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1978年到2019年，GDP从3645亿元增加到了990856亿元，占全球GDP比例从1%上升到了2019年的16%；人均GDP从156美元，增加到10098美元，在世界经济体中的排位从倒数第4位上升到第65位。从1978年我们发愁近10亿人口的温饱，到2020年14亿人口大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个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

中国仍然处在二元结构转型的发展过程中

2019年，从城市化进程看，中国完成65%左右。日本、韩国、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的水平分别为94%、93%、82%、76%和74%，而中国户籍城市化只有44.38%，加上在城市中常住务工的农民工人口也只为60%，并且没有向他们提供均等的教育公共服务，其到城市居住的房价水平也较高。

从农业现代化水平看，中国效率很低和规模很小。上述国家和地区农业劳动力就业占总就业比率分别为3.5%、4.9%、1.4%、2.5%和5%，而中国还高达25%，近2亿劳动力还在从事农业；其农业劳动力工作耕地面积分别为30.8、20.9、1070、630和530亩，而中国将东北和国营农场都算在内，每一农业劳动力平均只有8.6亩，农业生产规模化在全球各国中水平也较低。

从城乡居民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和居住条件的享有看，工业化进程也处在60%左右。上述国家主要耐用消费品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率已经饱和，汽车拥有率分别为153、150、200、150和100辆；中国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率分别为90%和60%，而汽车拥有率分别只有43和22辆；厨房和厕所水平，上述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水平，中国城市居民一部分现代化，一部分还处在工业化时代，农村居民相当大的部分还处在柴草砖土锅灶和敞口土埋旱厕的农业社会阶段。

从发展程度看，国家和居民并没有进入富裕社会。2019年最低门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约在13000美元左右，上述国家和地区分别为40300美元、31430美元65111美元、40900美元和11162美元，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分别为48.41%、50.9%、48.31%、58.39和58.54%；而中国人均GDP只有10098元美元，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只有43.7%；国际上这一比例一般在50%到65%之间。中国城镇居民、城镇常住务工人口和农村常住居民分别为6亿、2.4亿和5.6亿，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665美元、3505美元和2322美元，收入差距较大。而且我们如与韩国和中国台湾不一样的是，经济增长从8%的速度降低下来的2012年时，人均GDP只有5454美元；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从2003年和1998年从8%速度降低下来时，人均GDP分别达到12000美元和14000美元。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是经济先富而人口后老，而我们是人口先老而经济还没有富裕。

在为我们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自豪的同时，不能妄自尊大，需要冷静地向世界各国和国内民众讲明白，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没有结束；我们刚刚完成小康，并没有富裕。中国仍然是一个从传统农业、落后农村、低水平生产方式和现代工业、文明城市、先进生产方式二元结构并存，并正在向一元结构的现代化目标迈进，任重而道远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目前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落后状态迈向现代化国家，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未来。

中国更是一个二元要素配置体制转轨中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不承认个人利益，试图缩小货币、消灭商品、铲除私人经济萌芽，基本上沿用了苏联公有制一统、计划配置资源和仅仅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是不可持续的。

从1978年开始到1992年，我们从一大二公的体制，开始二元体制转型，如既肯定集体和国家利益，也承认个人利益；既坚持国有和集体经济，也允许个体经济有所发展，既强调生产资料的统一分配，也允许一部分由市场买卖；既计划内可以有统购统销、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也可以在市场上买到由供求定价的这两类商品；既坚持国内国有集体资本为主，也开放引进一些境外商家资本投资，…。1992年决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开始了从二元经济体制向一元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并存，国有单位按计划招工与民营企业双向选择职工并存，住宅单位实物分配与消费品货币化、市场化分配并存，…。这种二元体制对过去大一统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被压抑活力的释放，结合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文革后人民对日常消费生活追求、农村城市改善居住需求、开放面对国际市场，强劲地推动了中国33年8%以上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从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从8%下降下来后，一直处于下行状态。因此，从《意见》的用意看，就今天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我们需要更深层次地认识体制二元性，实际也就是要素二元化配置的体制格局。我们到了一个将一元体制向二元体制并存改革，再进行将二元体制向一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重大转折时期了。我们需要从二元要素配置体制继续深入地向一元市场经济体制配置方向改革，才能获得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新的增长潜能。

我们来具体和仔细认识目前的二元要素配置体制。首先，人口迁移和劳动力配置以户籍管制为主的二元体制。农村农业就业机会相对少和收入水平相对低，这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劳动力要素的配置，在市场机制调节下，从劳动力利用率和收益水平低地方及产业向其利用率和收益水平高地方及产业转移。1978年以来，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向城市和非农业迁移和配置的过程，从过程的理想化角度思索，其方向和速率应当是一致和相等的。然而，由于户籍管制不放松、不提供子女教育服务、土地不能交易退出、住房供给价格高、社会保障不均等诸体制改革滞后，新进入城镇人口和劳动力不能市民化，与城镇市民劳动力要素形成配置上的二元格局。其结果是：与我们同人均GDP发展阶段的墨西哥、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12%到14%相比，我们高了近一半，应该成为市民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多淤积了近1亿人。而且我们人口和劳动力迁移和配置轨迹与市场经济国家直接市民化不一样的，是“青出老回”，与目前中国人均GDP水平的国家相比，市民化率应该达到75%。我们农村常住人口多了2.1亿，农村户籍的人口多了4.5亿人。

其次，资本要素配置体制的二元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等，从贷款、发债、上市的准入、所有制歧视、实际分配比例等看，国有经济获得资本的60%以上，民营经济获得的比例只有15%。但是从信贷成本和资本配置收益看，竞争性的民营经济贷到款利息在8%到12%之间，甚至更高；国有经济在4.5%到5.5%之间。从权益资本净利润看，下游竞争性领域民营企业2017年左右在14%左右，而许多上游垄断性产业的国有企业为2%左右。许多国有企业的盈利来自于从银行贷款后，以各种方式转贷给民营企业，赚取的利率价差。而民营企业的资本成本却居高不下。

再次，扭曲非常严重的土地要素二元配置体制。从经济学上要素配置有部分扭曲和彻底扭曲之区别。如上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虽然其配置体制有二元性，但其流动并没有被阻断，要素价格也只是高低之间的扭曲。但是，中国农村土地和城镇土地，只能由地方行政垄断来交易，而没有土地使用财产权拥有者直接交易的一级市场，包括城乡二级土地市场交易；有一部分土地可以交易，另一部分土地严禁交易，其价格不是多少的扭曲，而是价格有无的扭曲。这种土地要素配置的彻底扭曲，造成了2000年到2019年，扭曲体制内的商品房屋用出让土地价格年复合上涨率17%，商品房屋销售价格年复合上涨率8.2%，新建住宅楼层从5层左右增加到了38层。土地征用低补偿和高房价转移，使居民收入累积减少和被转移60万亿元左右，挤出消费能力45万亿元左右。形成国民经济房地产化，造成了挤出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国内一般商品市场消费支出能力不足，生产过剩，经济下行。因此，如《意见》所排列的，土地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是这次诸要素配置体制市场化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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